1935年1月，正值国家危机之际，遵义会议召开并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此次会议增选了教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自此，教员正式步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当时，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由五名常委组成，分别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以及毛泽东。实际上，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由张闻天担任，这一领导格局便是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构成。
彼时的刘少奇尚且只是中央政治局的一名候补委员，未能跻身正式委员行列。尽管他已在党内领导岗位履职，然而其排名却在十名之后，鲜为人知。
审视刘少奇所担任的职务，不难发现他在党内长期专注于工会工作。这并非意味着工会工作无足轻重。共产党最初正是源于工人运动的兴起。然而，自1927年起，党的工作重心已从城市转移至农村，大力开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并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道路。这些农村革命根据地大多位于小县城、偏远乡镇或农村地区，与北上广等大城市相比，几乎缺乏大型工厂，产业工人的数量也极为有限。尽管刘少奇于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依然负责工会工作，并担任中华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但组织中所称的“工人”群体，其实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而是包括小商贩、手艺人、苦力、裁缝、剃头匠、木匠等，这些人的文化政治水平普遍较低。
再者，三十年代，战争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众多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崭露头角，建立了赫赫战功，诸如教员、彭德怀、林彪、陈毅、李先念等。然而，刘少奇并未在军队中任职。他仅在长征期间短暂地担任过红八军团中央代表，参与了红八军团的领导工作。红八军团是长征前匆忙组建的新军团，成员均为中央苏区后期新入伍的士兵。不久后，该军团便被打残，番号被取消，并入红五军团。随后，刘少奇又转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未能有机会积累战功。因此，自1927年中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来，尽管刘少奇曾一度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但其从事的工作并不那么显眼，也未能在党内核心位置上崭露头角。
即便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刘少奇依旧执掌工会事务，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一职。然而，那时的陕北苏区物质匮乏，工业基础薄弱，工人数量稀少，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力依旧有限。
上述内容简要回顾了刘少奇在大革命失利至长征落幕期间的历程，旨在阐明一点：伴随共产党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由工人阶级转向农民阶层，以及由工人起义转向土地革命，刘少奇长期深耕的工会领域逐渐被边缘化。尽管他依旧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在党内的影响力并不显著。
然而，仅仅八年后，即1943年3月，中央领导机构经历了调整。尽管政治局委员的改选需等到中共七大，但当时的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于自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斗争，已经变得支离破碎，难以正常行使职能。实际上，只剩下了教员一人在忙于应对各种事务。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以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作为过渡措施，直至七大选出新的政治局。这个中央书记处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党内的所有重大事务均由其决定，所有重要的指示亦由其发出。
中央书记处人数是多少？
仅三位：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其中，毛泽东担任主席一职，对书记处负责的中央日常工作拥有最终决定权。这一安排，相较于中共七大选举产生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而言，出现时间更早。实际上，这已初步构成了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轮廓。
不仅如此，书记处之下设有两个核心机构——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均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辅助机关而存在。
毛泽东担任宣传委员会的书记，刘少奇则执掌组织委员会的帅印。众所周知，宣传与组织是中共的两大基石，从这个角度看，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显赫，仅次于毛泽东，位居第二把交椅。他负责两大核心机构之一，参与党内重大决策，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鉴于当时正值战争年代，为确保党的党务工作与各项政策能与军事行动实现更为紧密的协同，特别决定让刘少奇加入军委，并担任军委副主席之职。
此外，为了实现各地区工作的统一领导，特别决定由刘少奇全面负责华中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而陕甘宁及晋西北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则由任弼时统一领导。
此刻，刘少奇已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此后二十余载，他始终位居党内第二把交椅，身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以及教员的继任者，其地位稳固，历久弥新。
在抗日战争初期的短暂几年间，长期致力于工会工作的边缘人物刘少奇，究竟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就？他是否因此而迅速攀升至党内第二把交椅？这一切都与他在这段时期内所取得的两大显著功绩紧密相连。
发展华北
溯至1935年12月17日，彼时，举世瞩目的“一二·九”运动余波未平，国内政治格局正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动。中共中央在抵达陕北不久后便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
在此次会议中，中共中央作出重要决议，委以刘少奇重任，任命其为北方代表，肩负起前往华北地区指导中共北方局工作的使命，同时全面负责向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最新政策。
这对刘少奇的职业生涯来说，无疑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他从边缘的工会工作岗位上，转向了党的事业最前线，致力于为党开拓新的疆域，为中共开辟一片崭新的局面。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此后因通讯不畅，加之国民党军队持续的封锁与围剿，全国各党分支机构的领导力逐渐削弱。尤其是自1934年中央开始长征，与共产国际及国内其他中央分局的联系一度完全中断。
鉴于中央苏区坐落于华南的腹心地带，北方的党组织接收中央指令的难度倍增，直至后来，中央的得知陕北存在根据地和红军的消息，亦是通过报纸阅读而来。
在北方，除了西北地区党的力量相对较强外，华北地区中共仍保留了一个河北省委，其办公地点设在天津。该省委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的运作模式，即河北省委即为中共北方局，北方局亦即河北省委。12.9运动正是在北方局的指导下得以发起。在河北南部，尚有规模虽小但由党领导的游击队，这也构成了初步的军事基础。
鉴于北方局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络，对瓦窑堡会议中中共战略方针的调整一无所知，加之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在党内仍具深厚根基，不难预见，陕北定都后的中共发展方向必然是拓展华北广大区域，涵盖陕西、山西、绥远、河北、山东等地。因此，派遣一位能力出众的人士前往北方局，夯实基础，显得尤为迫切。
自1928年起，刘少奇便在顺直省委，即今日之河北省委，履职一段时日，并曾执掌满洲省委书记之职。他对北方局势了如指掌，长期在白区的工作经历，更令他积累了宝贵的地下工作经验。自长征伊始，他便与中央并肩作战，长期随行，对中央战略的调整、组织结构的变迁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派遣刘少奇前往北方局工作，实乃最为适宜之选。
自1936年初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际，他肩负中共北方局代表的使命，全面领导该局工作。当时，全面抗战尚未拉开序幕，他的工作重点在于内部党的组织整顿、提振士气，以及转变北方局的思想与工作导向。而对外，则致力于统一战线工作。正如我先前所述，统一战线是一项战略级别的军事行动，它曾一度挽救中共的命运，成功的统一战线甚至能够扭转历史的进程。
北方局与中央政府东西相望，相互应援，共同推动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即将到来的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亦使在国民党严厉打压之下艰难求存的中共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这段期间，刘少奇完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彼时，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拘押着一群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在1930年代初，由于北方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而落网的。直至1936年刘少奇抵达北方局，仍有60余位同志被囚禁其中，其中包括了日后党内的重要人物，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鉴于党本就干部匮乏，尤其是缺乏具有北方工作经验的干部，若能成功营救这批同志出狱，无疑将极大地增强中共在北方的势力。
刘少奇闻讯后，即刻向中央请示，并迅速展开行动，成功地将这批干部从狱中解救出来。此后，这些干部在中共建立北方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直至六十年代，其中仍有四十位幸存，其中二十二位继续担任着重要职务。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及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领导职务。当然，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六十年代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此处不予赘述。
自七七事变爆发起，直至1938年10月，这一时期标志着第二阶段的开始。随着平津的沦陷，刘少奇在太原重新组建了北方局，并亲自担任该局书记。在这一阶段，党的核心使命集中在开展华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
与八路军挺进前线之际，刘少奇便已洞察先机，将筹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的重要性提升至北方局任务的核心位置。八路军初期的作战以运动战为主，例如1937年9月的平型关大捷便成为这场大规模运动战的典范。当时，在党内对于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应采取运动战还是游击战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毛泽东同志明确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然而，党内主张运动战的声音依然占据上风。
此刻，刘少奇与教员的思想已高度契合，他明确向中央汇报：应将干部及工作重点置于乡村，以组织游击战争为核心。
与此同时，刘少奇亦迅速在北方诸省展开布局，派遣人员前往平津、河北、山东及绥远等地，积极与当地党部取得联系，并指导他们展开抗日游击战的斗争。
在八路军投入战斗的头三个月，主要职责仍在于支援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日斗争。那时，部队尚未能抽出力量去建立根据地，深入敌后地区。若仅凭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力量，想要迅速在广大乡村地区展开游击战，无疑是时间紧迫。然而，刘少奇早已着手规划华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布局，为日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中共在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构建抗日根据地，有一套成熟且系统的模式。鉴于八路军人数仅有四万余人，深入成千上万的乡村显然力不从心。即便一时进入某地，由于对当地环境不熟悉，失败的风险极高。通常的做法是，首先在地方建立党组织，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深入了解当地情况。随后，派遣军事干部到当地，对游击武装进行训练，巩固军事基础。最后，主力部队作为中流砥柱，在当地发挥作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通过这样的策略，根据地得以成功发展壮大。
刘少奇早年便着手于北方各省的布局，积极培育各地的党组织，构建起坚实的中共组织体系。这一举措，为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四大北方抗日根据地的诞生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在主力部队东进的过程中，他不断推动各地中共组织的壮大与完善，其功不可没。
创建华中战略区
随着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壮大与稳固，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举行了六届六中全会，旨在总结抗战以来的各项事务，并解决路线上的分歧。对于刘少奇而言，他的职务亦将迎来重大的调整。
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会议通过了关键决议：确立了“强化华北地位，拓展华中区域”的战略布局。为何在强化华北的同时，亦强调华中地区的开发？这是因为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当年十月，广州与武汉相继失守，华中及华南广阔领土相继沦陷，迫切需要在这些沦陷区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
为确保该战略方针得以在组织层面得以落实，中央高层作出决策，决定成立中共中原局，旨在强化党对华中地区工作的领导力量。
中原局由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五位同志担任委员，其中刘少奇同志担任中原局书记一职。中原局全面负责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区党的工作指导。
恰似在设立华北分公司之后，紧接着又着手创建华中分公司，刘先生则肩负起成为华中分公司总经理的重任，担纲开拓华中市场的关键使命。
刘少奇虽将一众干部自延安引至南方，然而华中地区的干部力量仍显薄弱。鉴于此，他着手举办各式各样的干部培训班与党员培训班，此乃其所长。作为党内资深的理论专家，他亲自为这些干部授课，从而为华中根据地的建设培养出众多优秀干部。
经过数月的辛勤努力，中共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迅猛增长，鄂豫苏边、鄂中、鄂西北、鄂东等地相继组建了大小不一的数十支游击队伍。中原局亦致力于培养军事人才，陆续派遣了14支基干队伍，共计4800余人。这些骨干力量成为了新四军二师一部、四师和五师的核心，其中部分精英还充实了新四军三师和七师的实力。在中共的领导下，武装力量和党员人数均增至2万余人。
中原局最为显著的成就，便是成功缔造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彼时，中原局驻地位于河南，积极推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的游击战事。然而，关于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原局内部意见不一。最终，中央作出决策，决定向东挺进江苏，直至海边。在高级干部思想尚未统一之际，刘少奇同志的观点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1940年2月，中原局颁布了《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了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路径，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华中各级党组织的思想路线问题。
此事之难，堪称不易。相较之下，与中原局同期成立的中共东南局，由项英担任书记，领导新四军开展各项工作，同时管辖中共浙江省委、江西省委、福建省委、皖南特委、苏南特委以及苏皖特委，势力同样雄厚。然而，项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理解有所欠缺，对向敌后发展的策略执行不力，始终犹豫不决，未能及时深入敌后。他的路线与中央及中原局存在分歧，甚至曾严令陈毅的江南指挥部不得北渡长江，以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因此，新四军长期未能实现较大规模的发展，军部也困守皖南，最终不幸遭遇皖南事变。
刘少奇始终与中央的战略思想保持高度契合，他多次与广大干部进行深入交谈，耐心地进行说服工作，确保中原局的干部们思想统一，紧密围绕中央的战略方针。这正是领导艺术的体现。在此过程中，刘少奇与项英多次展开激烈的争论，他坚决主张陈毅部队渡江北上，以支援南下的八路军在苏北的发展。中原局起初将精力集中于皖东，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充分动员群众，在区、乡层面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皖东根据地不仅巩固了自身，也成为了后续进军苏北的重要基地。
皖东根据地的建立，紧接着便是向东方拓展，着手构建苏北根据地。对于财政拮据的中共而言，苏北地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里农业与渔业兴盛，盛产粮食、棉花、油脂、盐等关键物资，足以保障中共军队充足的粮食补给。正如俗语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苏北的加入，为中共军队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使得我们无需担忧国民党断绝军饷，剥夺我们的生存资源，或是实施严密的封锁。
苏北之地，备受瞩目，日军与国民党军均虎视眈眈。在此创建根据地，实非易事。苏北境内，不仅有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代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率领的十万雄师，更有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以及国民党财政部税警总团陈泰运部。国民党在苏北的势力，可谓根深蒂固，不容小觑。
鉴于苏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势力远超新四军，1940年3月，刘少奇向中央提议派遣华北八路军精锐部队，至少三个团，进军苏北以支援作战。中央采纳了刘少奇的建议，并据此制定了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战略计划。中央下令八路军总部，命令黄克诚率领344旅以及鲁南地区的部分八路军部队南下，以支援苏北根据地的战斗。
黄克诚部抵达皖东北与新四军会师后，中共在皖东北的兵力已达两万之众。虽各部队分属不同体系，指挥体系尚未统一，但鉴于当时华中地区缺乏大帅级人物可派遣，刘少奇便临危受命，全面接管了华中地区的党政军群工作。
八路军挥师南进，新四军挺进北方，南北夹击，于苏北地区实现会师，为中共在苏北展开战略布局创造了有利时机。此后，历经郭村保卫战与黄桥决战，最终将苏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予以击溃，中共在苏北的地盘上崭露头角，成为最为强大的势力。苏北抗日根据地由此初具规模，更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然而，这一切只是个起点。若不稳固苏北的根据地，中共在苏北的立足将岌岌可危。巩固根据地，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没有政权，中共的武装力量将沦为流寇。而建立政权、开展群众工作正是刘少奇的强项，他早已胸有成竹，制定了一套长远的规划。
1940年十月，刘少奇同志亲自率领中原局机关，联合黄克诚部以及陈毅同志的队伍，达成会师。会合后，即刻召开会议，深入探讨如何加强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经过周密研讨，最终确定了从以下四个关键领域入手的策略。
1. 统战工作需着力深化，积极联络地方实力派与乡绅阶层，构建起三三制政权体系。
2. 积极发动群众实施减租减息政策，以此激发民众对中共抗日事业的热情与支持。
三、构建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彻底清除反动势力的渗透与支持。
四、着力推进党的工作发展，积极争取知识分子群体，并加强与我党友军的联络沟通。
正当此时，皖南事变突然爆发，新四军的领导机构及其直属部队几乎遭受了全军覆没的惨痛损失。这一噩耗，刘少奇同志是最先得知并迅速上报给党中央的。全党全军为之义愤填膺，中共中央随即发布指示，要求各地在政治和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以粉碎国民党发动的反共浪潮。
中央应仅从政治层面全面发起反攻，而在军事上则暂缓全面反攻。这一立足于实际情况的提议，对中央在处理皖南事变问题上作出决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针对国民党对我新四军的无端污蔑，以及宣布撤销我军番号的决定，刘少奇同志迅速向中央发电，提议重建新四军军部。他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的代理军长。新军部成立之后，刘少奇同志对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将新四军扩充为七个师，总人数达到九万。经过整编，新四军以全新的形象重返抗日战场，帮助广大干部战士拂去皖南事变留下的阴影。刘少奇同志的积极努力，不仅稳定了华中的局势，也稳定了全国的整体局面。
经过统一整编，新四军的势力范围覆盖了原先东南局的辖区。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东南局虽名义上依然存在，实则已名存实亡。鉴于此，中央作出决策，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成立了华中局。刘少奇被任命为华中局书记，同时担任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实质上是对刘少奇赋予了管理整个华中、华南的重任。刘少奇由此成为华中华南地区的党政军群全面负责人，手中掌握了中共一半以上的力量。在他的麾下，聚集了陈毅、粟裕、黄克诚、张云逸等众多杰出的将领和军事人才。
稳固了军心与民心之后，刘少奇随即全身心投入至巩固华中根据地的伟大事业。巩固华中，关键在于广泛动员千百万民众。为了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带来的福祉，刘少奇运用了他的策略利器——减租减息。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华中各根据地相继出台了“二五”减租条例，并抽调了大量干部组建民运工作队，深入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这一运动在华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使中共在各个根据地的根基更加牢固，基层组织深入到农村的各个角落。后来，刘少奇在返回延安的途中，途径山东时，也借鉴了这一成功经验，有效解决了山东根据地发展停滞的问题。
刘少奇以其卓越的才能和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中央的高度赏识。在开辟华中地区的战役中，他再次为中共作出了重大贡献。1942年，中央决定将他召回延安，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毛泽东主席迫切期望刘少奇能够返回延安，协助他共谋大业，同时对刘少奇的安全极为关切，唯恐发生任何意外。因此，他多次致电华中局和彭德怀，强调必须做好刘少奇沿途的安保工作。
刘少奇在回延安的途中再添辉煌，1942年的山东抗日根据地虽有所成长，然主要领导人间的路线分歧却始终存在，八路军山东纵队与115师亦难以实现整合，使得山东根据地的进步未达中央期望，反扫荡战斗中损失惨重。于是，中央委派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顺道解决这一棘手难题。刘少奇不负重托，抵达山东分局后即刻投身紧张工作，先后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115师代理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进行深入交谈，化解他们之间的纷争，并指出山东根据地未能有效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导致群众动员不足，这是阻碍根据地快速发展的关键。同时，他还协助山东分局纠正肃反扩大化、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等复杂问题。刘少奇的到来，如同对症下药，使得山东根据地焕发新生，迅速步入发展的快轨。
在华北、华中地区成功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中共由此拥有了辽阔的土地和千百万民众的坚定支持，正规军队的规模也膨胀至百万之众。这一成就堪比教员早期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丰功伟绩。若将井冈山根据地视为中共武装力量从无到有的起点，那么刘少奇在华北、华中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则标志着中共武装力量实现了从一到二的飞跃，其功绩不容小觑。正因如此，刘少奇在1943年得以晋升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并长期保持这一地位，长达二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