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七大会议开始前的一天，毛主席去找张闻天商量七大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那时候，张闻天的老婆刘英也在旁边，毛主席就转头问她：“刘英啊，你是家里的‘内当家'，对这个名单有啥看法没？”

刘英说：“我现在可不是什么‘娘娘'了。”

毛主席讲道：“你可是经历过三个时期的老同志了（博古时期、张闻天时期，还有我这时期），有啥想法就直接说出来嘛！”

刘英在后来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记录的：“我直接把心里话给说了出来。”

那个“坦率的观点”具体是啥呢？刘英的好友何方先生在《何方回忆历史与人物：缅怀张闻天及诸位师友》里提到，刘英当时是这样讲的：“主席啊，其他方面我都没啥意见，唯独觉得邓发不应该进中央委员会……”其实，这话不光是她一个人的想法，也反映了当时挺多同志的观点。

在不久后要开的七大会议上，选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时，毛主席反复跟大家商量。他问：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咱们选不选？按照咱们党的过往经验，对那些以前犯过错的人，咱不能一棍子打死。只要他们愿意认错，还有改正的决心，咱们依然可以考虑选他们。

这次大会上，李立三、王明这些以前犯了大错的人都成了中央委员，可奇怪的是，之前还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邓发，这回却没选上。

邓发1906年在广东出生，他15岁那年去了香港打工，加入了海员和洋务方面的工会。后来，他积极参与工人活动，慢慢变成了工人运动里的头儿。

1928年那会儿，他已经坐上了广东省委委员和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的位子，还当上了香港工人代表会议的主席和香港市委书记。到了1931年，邓发调到了中央苏区工作，在六届五中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他还接手了王稼祥同志的工作，担任了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处长。

8月份，中央做了个决定，要组建一个新的苏区中央局，里面有8个委员，他们分别是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朱德和邓发。后来呢，邓发就被任命为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局长了。

这一年，邓发才25岁，就已经坐上了很高的位置，手里还管着好几摊子大事，挑起了保护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和中央局的担子。

在他的组织下，没过多久，苏区里头的各个省、县，还有红军的各个军团、师、团，都一个接一个地建起了政治保卫部门。那时候，像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一氓、欧阳毅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归他管的。邓发呢，他当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局长，用自己之前在白区搞秘密工作的那些经验，把苏区的安保工作给提升上去了。这段时间，他的聪明才智可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不过，因为邓发年轻，经验不够丰富，见识也不那么广，再加上那时候苏区大多都被王明的错误思想给带偏了，所以他在保卫局工作期间，确实出过一些工作上的岔子和错误。这些事儿，后来让他在组织生活会上没少挨批评。到了长征那会儿，邓发被调离了保卫局，去红军那边当了政委，还管起了粮食部。

1936年春天4月份，中央安排邓发去苏联莫斯科，他得代表中央跟共产国际说说长征后的情况。那时候，这事儿可不容易办。但邓发骑上骆驼，就往戈壁滩上走，一路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他自个儿就像有超能力一样，顺利到了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把中央交代的事儿给办妥了，跟共产国际又重新搭上了线。这算是邓发给党又添的一大功绩。

1937年9月份，邓发结束了在苏联的任务，回到国内。他接手了陈云的工作，成为我们党在新疆的代表，同时还当上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头儿。另外，他还挑起了管理原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的大梁。

那时候，新疆对我党来说特别重要，它是我们跟外界联系、拿国际援助物资的一个关键路子。为了这条路子能一直通顺，邓发就按照上面的命令，使劲儿跟盛世才搞好关系，做他的统战工作。这样一来，党在西北那边的工作就能顺顺当当地进行下去了。

1939年夏天，邓发被召回延安，从那时候起一直到1943年，他都担任中央党校的一把手。他是我们党里很早就开始搞工人运动的行家。到了1940年年初，邓发不光管着中央党校，还额外挑起了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担子，后来又加上了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职责。抗战一结束，他作为解放区八十万工人的唯一代表，跑到法国巴黎去参加世界职工代表大会了。

1946年年初，邓发结束了在法国的行程回到国内，他马不停蹄地跑到上海、重庆这些地儿，跟工人们还有各界的朋友们分享起世界职工大会的那些事儿，还聊起了咱们中国工人将来的好日子。到了4月8号，邓发在重庆的活儿干完了，他就和王若飞、博古、叶挺这些同志一块儿搭飞机回延安。可没想到，飞机飞到山西兴县的黑茶山那儿，一头撞上了山，飞机上的所有人都遇难了。这事儿后来被人们叫做“四八空难”，邓发也因此被大伙儿铭记为“四八烈士”之一。

没多久，中央就在延安为“四八烈士”举办了一场庄重的缅怀大会和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