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09年10月出版的《中南海人物春秋》一、二册，其出版规范可圈可点，诸多公众号及网络媒体亦纷纷予以转载。

康生率先发起攻击，谢富治则毫不掩饰地挺身而出：“陈云同志究竟在忙些什么？不过是赚取钱财，贩卖花布，炒制肉片，高价出售商品。他同志素来与毛主席意见相左，即便在休息时也未曾做过有益之事。”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初起之时，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因身体状况欠佳，正于家中静养。

实际上从1962年开始，由于党内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他已很少起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策作用。但是，林彪、江青、康生等一小撮野心家，还是没有忘记向他泼来一盆盆污水，射来一支支毒箭。

康生首先攻击陈云。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写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被指责犯有“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群起而攻之。

1962年，陈云在协助刘少奇推行经济调整措施的过程中，同样未能幸免于“罪责难逃”的指责。

8月13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的小组会议上，康生发表了他的讲话。

陈云同志的见解，长久以来与主席存在分歧。他自诩为经济领域的专家，并坚信自己的经济学造诣胜过主席。审视他1962年的报告，便可洞悉其经济学的实质。他专注于经济议题，却对政治避而不谈。在我看来，他所倡导的经济政策，不过是以资本主义商人为核心的商人经济罢了。

会议结束后，在毛泽东的批准下，未经常规选举程序，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便得以诞生。陈云是最后一名常委。林彪居常委第二，是毛的接班人。陈云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道，实际上被剥夺了副主席的职务。

随后，炮轰和批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造反活动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铺天盖地而来。红卫兵小报上已经喊出了“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陈云”的口号。

陈云当时寓居于中南海畔的北长街，鉴于周恩来对其安全的深切关怀，遂将其安置至西郊。然而，在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群红卫兵蓄意闯入陈云宅邸，意图抄家。中央警卫团一名副团长闻讯急速赶到现场进行劝阻，但效果甚微。红卫兵强行闯入大门，踏入办公室，意图搬走保险柜，幸赖警卫人员的坚决抵制，方才未能将保险柜带出宅门。

陈云对苏州评弹情有独钟，家中珍藏了若干评弹唱片与录音带。然而，红卫兵将其视为“四旧”，意图查抄并予以销毁。

得知此事后，周恩来即刻派遣秘书童小鹏火速赶往现场。童小鹏表示，周总理曾明示，陈云同志身为中央常委，其个人档案乃党和国家的机密，不得随意查阅。至于评弹艺术，作为苏州地区的传统文化艺术，自应加以保护，不可随意视为“四旧”而予以破坏。此举突入不当，恳请各位即刻撤离。

然而，红卫兵倚仗“中央文革小组”的庇护，坚决不予撤离。双方陷入了数小时的僵局，童小鹏无奈之下只得拨通戚本禹的电话，将周总理的旨意转达于他。果不其然，一经戚本禹重述，红卫兵便即刻撤离。

此后，陈云的住所再度遭受抄家之灾，红卫兵甚至迫切地要求将他押送至批斗现场。幸得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领导人的庇护，陈云方才得以逃脱此劫。

1968年8月，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让资深同志深入学习并把握“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好形势’的指导精神，中央办公厅精心挑选了一众资深同志，安排他们前往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知名工厂进行蹲点调研。其中，陈云同志被指定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与此同时，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众多杰出将领亦随同前往。

1968年10月，北京迎来了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此次会议亦成为老干部们遭受高层批判的场合。会议伊始，与会者便分组对所谓的“二月逆流”老同志展开围攻，同时对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等长期被指责为“一贯右倾”的同志进行猛烈抨击。

谢富治猛烈批评陈云。

10月17日，于第一小组会议中，谢富治发表言论道：

“让我们回顾一下，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同志三次被主席邀请发表意见。他坚持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然而，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便提交了一份黑报告，其中对主席、大跃进以及总路线提出了反对意见。”

“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也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谢富治总结道：

“陈云同志长期未曾参与具体工作，而刘少奇同志忽然提出组建经济小组，并由他主持，以收拾经济残局，却被视为推行修正主义的举措。陈云同志在小组中的活动主要涉及盈利，如经营花布、炒制肉片以及销售高价商品。陈云同志长期以来对毛主席持有反对态度，即便在休养期间，亦未曾做出有益之事。这些行为均需进行清算。”

1969年4月，北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这场盛会中，林彪和江青集团的核心成员纷纷步入新的中央政治局。然而，自1931年起便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常委的陈云，却首次告别了中央领导层，仅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头衔。与此同时，林彪却荣升为党中央的副主席。

1969年十月，中共中央紧急下达了指令，要求在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和老干部于10月20日之前撤离北京，这一日期恰好是中苏谈判正式开启的前夕。

继而，毛泽东抵达武汉，林彪则前往苏州，而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资深将领则被安排至京广铁路沿线的主要城市。

年满六十四岁的陈云接到了前往江西疏散的指令。与他一同疏散至江西的，还包括邓小平、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等知名人物。这一现象透露出，这些人普遍曾是遭受批判却并未彻底被打倒的对象。

起初，陈云被告知需自行购买火车票出行，不再享有国家领导人应有的公务专用车厢待遇。鉴于陈云患有心脏病，加之途中的安全状况堪忧，经过多次协商，最终才同意他与一同被疏散至江西的王震共用一节公务车厢。

10月18日，陈云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滚滚烟尘中，他的脚步迈向了江西。然而，这一次的旅程，却让他在那里停留了整整两年半。与此同时，那些制造战备紧张氛围的林彪等人，几个月后便已返回了北京。而被他们阴谋陷害的刘少奇、陶铸，在迁往疏散地不久后，便在无尽的迫害中含冤离世。

在全国欢腾庆祝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升空之际，陈云却淡定地说：“其实，这颗卫星早该升空了。”

10月20日，陈云抵达江西南昌，与王震进行了告别。当日下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省军区政治委员程世清，莅临陈云所下榻的招待所。

程世清见陈云便不负责任地说。江西亟需掀起一场“大跃进”式的工业革命浪潮，力争在一年之内实现六七万辆汽车的产量，同时确保每年向国家贡献一百亿斤粮食，彻底摆脱对外依赖，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陈云心中明镜似的清楚，这完全是徒劳之想，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并未宜于直接提出反对。事实上，江西若欲生产如此大量的汽车，所需的钢板数量远远超出了全省的供应能力。此外，全省每年的粮食产量仅为一百九十七亿斤，若上交国家一百亿斤，全省民众将面临饥荒，同时还需额外购买粮食以补足缺口。

直至“文化大革命”落幕的1979年，陈云谈及此事时，仍不禁感慨万千。程世清之流胆识非凡，他们言出必行，无论何事，一经提出，便毫不犹豫地付诸实践。

陈云抵达江西后，周恩来专程拨通了当地的电话，叮嘱道，鉴于陈云身体状况欠佳，其居住地务必配备暖气设施。

陈云因此被指派前往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进行蹲点调查，他入住在距离工厂仅有两里之遥的南昌郊区青云浦干部休养所。

青云浦，院落前的一方碧波。颇有意味的是，陈云先生便诞生于上海青浦县，而“青云浦”三字恰好融合了其名与出生地的地名。不知当年负责安排住处的江西省革委会，是否也注意到了这一巧妙的巧合。

这所招待所被一圈高墙所环绕，门口设有武装士兵的守卫，门牌上鲜明地标注着“福州军区干休所”。江西省军区隶属于福州军区的管辖之下。陈云被安排在设施最完善的八号院，该院位于干休所的腹地，由数间青灰色的瓦房构成。屋内陈设简陋，甚至连锅碗瓢盆等基本生活用品都不齐备，需由陈云自费派人外出购置。尽管如此，他的生活条件相较于同期在江西劳动的邓小平，已经算是相当优渥了。

1969年11月，陈云莅临工厂，首先巡访了各个车间和班组。他身着朴素的灰色中山装，脚蹬黑色布鞋，身披一件深绿色的军大衣，踏入厂区。面对工人与干部，他亲切地问候道：“我是来此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旨在向工人阶级学习的。”

他的住所与工厂相隔约两里路程，为确保每日早晨8点准时抵达工作岗位，他不得不在清晨6点多便起床，这样的作息已经持续了两年有余。幸运的是，上级部门特意分配给他一辆灰蓝色的华沙牌轿车。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卫星传回的《东方红》音乐。恰巧，陈云正在工厂，他让司机打开小轿车内的收音机，工人们纷纷围拢过来，一同聆听这动听的旋律。有人好奇地问：“这颗人造卫星为何会播放音乐？”

陈云并未对此作出回应，然而，他似乎陷入了沉思，进而缓缓说道：“实则，这颗人造卫星本应早早升空！”

1970年五月，陈云怀着对江西生产形势的关切，致信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恳请前往基层单位实地考察。

随后，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统一部署，陈云走访了江西洪都机械厂、南昌钢铁厂、氨厂、电缆厂、汽车厂等众多企业，并对南昌菜市场、百货公司以及南昌第十九中学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与调研。

他还踏足南昌周边的新余县、萍乡市及南昌县等地进行考察。在萍乡的煤矿现场，年届六十五的陈云亲自戴上安全帽，乘坐电梯深入地下数百米，亲切慰问奋战在采煤一线的矿工们。

陈云在江西逗留期间，除深入实地调研外，大部分时光都倾注于阅读之中。自北京赴江西之际，他携带了整整三箱书籍。其中，不乏昔日已涉猎的著作，此次重温；亦有不少未曾翻阅的佳作，此行得以填补空白。

林彪命丧大漠，陈云感慨不已，叹息道：“此人竟敢行此丧尽天良之事。”

七月间，陈云曾临时返回了北京。紧接着，国内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紧急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程是审议宪法草案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然而，林彪集团却趁机发难，引发了一场新的动荡风波。

陈云身为中央委员，接到了参会通知。鉴于健康状况不佳，他选择入住山下的九江南湖宾馆修养，仅在全体大会及华东组大会期间才会上山与会。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得以幸免于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争斗所带来的牵连。

9月3日，陈云在华东组大组会议上发表讲话，对陈伯达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指出，陈伯达在历史上一直是个伪善者，胆小如鼠，动辄以几本书籍来震慑他人，与王明有着相同的习性。

返厂后，工友们目睹了报纸上刊登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推测陈云亦出席了会议，遂纷纷恳请他为大家传达会议的精神要旨。

陈云轻轻摇头，说道：“你们不必向我咨询，直接去询问程世清。”此语不仅缘于程世清身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理应由他负责传达信息，更隐含深意。程世清作为林彪的亲信，在庐山会议期间，参与了林彪所策划的阴谋，对于会议的细节，他自然比陈云了解得更为详尽。因此，确实有必要向他求证。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等一行人乘坐“三叉戟”飞机，慌不择路地逃离，最终命丧异国沙漠。当这一消息传至基层时，国庆节已然落幕。然而，身为中央委员的陈云，却依然是从基层的党员干部口中得知此事，并加以传达。

陈云闻言，陷入了短暂的沉思，继而感慨道：“此人竟敢行此丧尽天良之事。”

稍后，他不禁感慨道：“林彪竟比我年轻两岁！”在解放战争年代，陈云与林彪曾在东北地区并肩作战，共同领导并巩固了东北的根据地。这无疑表明，他对那位身形瘦小却英勇善战、寡言少语的小个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至今日，历史的演进竟至如此地步，实在是谁也未曾料想。

自10月5日起，江西省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旨在揭露和批判林彪的反革命行径。陈云，作为当时在江西的中央委员，亦出席了此次会议。在会上，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结合在东北与林彪共事期间的亲身经历，对林彪在辽沈战役中针对锦州作战的迟疑态度进行了批判，指出其行为与毛泽东的整体战略部署相悖。

至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策划的武装政变行动，陈云是在之后才得以阅读到那份印发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进而对此进行了深入批判。然而，当时对于林彪与“四人帮”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极左错误，社会风气却并未允许对其有所触及。

在1979年的那个春日，八年时光荏苒，陈云同志重返中央政治局，此时他正面对着如何妥善处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遗留问题的艰巨任务。他郑重地表示：

在我看来，对于“四人帮”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处置应当有所区分。四人帮成员实为国家之大害，祸国殃民，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种种恶行累累。即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亦无任何值得称道的战功。

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情况则略有差异，他们大多出身于军队，如黄、吴、李、邱等人，包括林彪本人在内，昔日均为沙场老将，屡建战功。如今，他们犯下了罪行，理应受到惩处。然而，与“四人帮”相比，他们的性质还是有所区别的。

面对“四人帮”扣上的“洋奴哲学”这一重帽子，陈云愤然拍案而起。

“林彪事件”爆发后，肩负中央重任的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议，建议解放大量老干部，这一建议逐步得到了认可。随之，那些长期被疏散至外地的高级干部，其境遇逐渐好转。到了1972年4月，陈云重返了北京。

“工厂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生产活动。若工厂只热衷于革命活动而忽视生产，那么我们的生活物资从何而来？国家经济和整体国力又如何得以提升？”

4月22日的午后，陈云乘坐了一辆为他特别安排的豪华软卧车厢，由一位省革委会副主任同行，一同返回北京。显而易见，他的身份与此次回程时相较，已有了显著的变迁。

4月24日，陈云重返北京。转瞬六日，他在国务院的精心安排下，受邀参加了中山公园举办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游园活动。然而，他的名字却未在报端亮相。

六月份，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陈云加入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行列。这一举措当时仅被视为一种权宜之计。

返京之后，陈云致信党中央及毛泽东，表达了自己希望能承担一些适合自己的工作，并提议每年春末与秋初前往基层进行调研的愿望。7月22日，毛泽东予以批示，明确表示：“均可赞同。”

7月31日，陈云、王震、苏振华、杨勇等资深干部，因长期未能公开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今日却齐聚国防部举办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盛大的招待会。陈云同志的名字，再度以副总理的身份，显赫地出现在了报纸的版面之上。

在1973至1974年间，陈云鼎力协助周恩来总理，对外贸领域的领导与探讨贡献良多。凭借其独到的领导风范和深厚的经济工作阅历，陈云提出了一系列见解独到、颇具战略眼光的建议，对我国70年代对外经济领域的开拓创新产生了深远且关键的指导影响。

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全球的格局经历了显著的转变。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商品过剩、工人失业、市场萎靡不振。另一方面，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亦分崩离析。事实上，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

在江西度过的两年半间，陈云并未沉溺于世外桃源的宁静，他锐利地洞察到了世界局势的显著转变，并深刻思考着我国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1973年6月7日，陈云在家中接待了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副行长乔培新，以及主管外汇资金管理的李裕民等一行。陈云幽默地表示：“我可是过着‘打鱼晒网’的生活。”

他将工作称作“捕鱼”，而将休闲时光定义为“晾晒渔网”。陈云并不偏爱打牌、搓麻将，亦不热衷于跳舞等娱乐活动，平日里闲暇之余，他更倾向于聆听评弹的录音。

陈云问李裕民：“你多大了？”

李回答四十三岁。

陈云闻言喜悦，便言道：“正值三十余岁至四十岁之间，正是投身工作、锐意进取的黄金年华。”

谈及曾在延安共同参与财经工作的乔培新的岁数，我不禁感慨万分：“你已步入暮年，实属晚年。尽管你还能享有二十年的光阴，而我恐怕时日无多。然而，与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趋势，却是不可逆转。”

此句指国际形势。

陈云曾言：“昔日，我国对外贸易之七成五倾注于苏联及东欧各国，余下之二成五则投向资本主义国家。而今，这一格局已发生转变，七成五的比重转向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与东欧则占据了剩余的二成五份额。”

他表示：“这样的趋势是否已经确定无疑？在我看来，确实如此。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究资本主义。若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将面临损失，更别提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我们应有的位置了。”

他幽默地说：列宁曾言：“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我们或许会用金子来建造厕所。”然而，在我看来，我们与那个时代相去甚远。

这些观点，放诸今日，无疑已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在彼时，它们却如同晴天霹雳，震耳欲聋。人们刚刚历经了一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消灭资本主义尾巴”的狂潮巨浪，外贸领域的干部们几乎对“资”字谈之色变。进口外国商品被要求用于批判，而出口商品则必须用于支援世界革命。

因此，外贸活动已近乎降至谷底，极左思潮弥漫其中。尽管一年一度的广州交易会依旧在举办，但气氛却显得格外沉闷。仅邀请“左翼”商贾参与洽谈，在交易启动之初，便慷慨赠予《毛主席语录》与毛主席像章，并引领他们齐声高喊革命口号。倘若外籍人士能够遵循这些政治规范，那么在交易过程中，我方将不计较价格，甚至可能慷慨相赠，并赋予此举以“精神转化为物质”的美誉。

部分狡黠的商贾抵达我国，表面上巧言令色，言辞恳切，实则骗取了丰厚利润。返程之际，他们竟将中国商品上的工农兵标识悄然替换为西方美女图案，进而以更高的价格将其倾销至国际市场，从中渔利。

某些外国“左”派人士之间也常发生争执，即便同乘一班航班抵达我国，却分属不同阵营，一派从正门走出，另一派则从侧门离开，彼此间视若无睹。他们甚至要求我国进行思想引导，以促成所谓的“大团结”。

在这种背景下，陈云竟大胆提出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进行贸易往来，并强调深入钻研资本主义，这不禁令人对他敢于挑战的精神肃然起敬，同时也忍不住为他未来的道路感到一丝忧虑。

在此次会晤中，陈云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十个关键问题的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包括货币的发行规模、黄金储备的数额、美元的全球分布、基础设施建设的总投资额以及财政赤字等。他特别指示银行机构深入研究西方领导人尼克松、康纳利、德斯坦和舒尔茨等人的公开讲话和撰写的文章，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外资。

有人质疑此举是否与自力更生的原则相契合，是否违背了既无内债亦无外债的宗旨。陈云则犀利地指出：

“首先，我们必须确认这究竟是否为一件好事。一旦确定其为佳事，那么，你们便能想出一条途径——一种灵活的变通之道，以便众人得以共同商讨。”

“需明确界定，切勿将坚持自力更生原则与运用资本主义信贷手段相对立。”

至于此举是否与那些极端左倾的教条相吻合，陈云明确表示：

“所有存在之物皆有其合理性，是否合规则是另一层考虑。我们在工作中不应受到旧有观念的桎梏，虽然这可能导致失误，但又有谁能保证自己从不犯错呢？”

走出陈云的住所，陈希愈一行人情绪高涨，立誓以此为行动指南，全力突破利用外资的瓶颈。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主动出击，大力推动外汇的筹集和外资的引进工作，短短一年间便成功筹措了十亿美元。虽然如今看来这不过是一笔微不足道的金额，但在当时，这无疑是一项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1973年1月，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位领导人的批准下，国家计委提出了一个价值高达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引进方案，这一方案后来被广泛称作“四三方案”。方案内容涵盖了包括十三套大型化肥设备、四套大型化纤设备、三套石油化工设备、十个烷基苯工厂、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型电站，以及武汉钢铁公司的一米七轧机及其配套设施，如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这些设备对于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其中一些设备在“文革”之前就已经计划进口。然而，“文革”爆发后，江青及其同伙大肆批判所谓的“投降卖国”，将进口设备视为罪状，使得无人再敢提出引进建议。

直到林彪垮台后，有关部门才旧事重提。但张春桥却说：一米七轧机上海工人阶级自己能造，不用进口。

然而，上海“工总司”中的王洪文、陈阿大等一批起初以造反起家的打手，对技术一窍不通，还压制技术人员的工作，闹腾了一整年，竟连轧机的一丝影子也未见到，从而一次次延误了钢铁工业的发展进程。

因此，周恩来与李先念再度安排国家计委提交进口申请，毛泽东随即予以批准。同年，毛泽东亦批准引进美国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线技术。然而，江青等人随即站出，对其横加指责并进行破坏。

1974年2月，四机部的某位技术员致信江青，揭露指出，在出国进行彩色显像管生产线引进谈判的中国代表团中，有人接受了美国康宁公司所赠的玻璃蜗牛作为礼品。这一行为被视为我们甘愿承受外国人的侮辱，将我们比作“爬行”的生物。江青欣喜若狂，怒气冲冲地赶至四机部，发表了一番激昂的讲话。她宣称美国康宁公司赠送的玻璃蜗牛是对我国的侮辱，暗示我们仍在爬行，坚决要求退还此物，并对此行径表达了强烈的抗议。

周恩来对外事部门下达指示，要求查明玻璃蜗牛系美国民众常赠之物。随即，他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出决议，撤销江青的相关讲话。然而，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彩色显像管生产技术的引进计划因此延误了数年之久。

王洪文，那位曾签署引进报告的当事人，此刻也随江青一同翻脸，斥责引进该技术的人为“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并指责其走的是“修正主义路线”。

面对压力，陈云并未选择退缩，反而坚持在引进轧机时需具备远见，确保连同所有必要的附件和备件一并进口。他强调，这套轧机“一旦缺少了零配件，国内将无法自行解决，从而不得不推迟投产，一年之内将减少三百万吨钢板的生产，这无疑是非常不划算的”。

面对“四人帮”无视国家与人民福祉所扣上的“洋奴哲学”的恶名，陈云义愤填膺，猛拍案桌，语气坚决地宣称：“若有人指责我们为‘洋奴’，那便让我们做一回‘洋奴’！”

昔日，我国外贸部门在国际市场采购国内迫切所需的物资时，往往直接采购现货。每当外国资本家察觉到订单的来临，便趁机大幅抬高价格，导致我国损失颇重。在陈云的悉心指导下，外贸部门开始转向运用国际期货市场的商品交易所进行采购。

曾有一次，外贸部门肩负起采购四十七万吨砂糖的重任。他们并未直接购入现货，而是巧妙地先行购入了二十六吨期货，随后又购入了剩余的四十一万吨现货。待市场传出中国大规模采购砂糖的消息，砂糖价格应声上涨，外贸部门便趁机抛售多余的期货。此举不仅圆满完成了采购任务，更为国家赢得了高达二百四十万英镑的外汇收益。

陈云总结经验。

“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中，交易所不仅是投机者的竞技场，更是一个大宗商品交易的重要平台。”

“商品交易所，我们理应深入研究并加以运用，绝不应仅局限于消极的回避态度。”

他指出：“在未来两年内，必须对交易所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今日，我国已拥有自设的商品交易所与期货市场。然而，追溯往昔，不禁对陈云所展现的胆识与远见心生钦佩之情。

在周恩来、陈云及随后复出的邓小平的协同领导和不懈努力下，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在1973年至1975年期间取得了显著成就，开创了崭新的局面。这一时期，我国迎来了自1954年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项目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热潮。这些引进的关键成套设备，至1982年全面投入使用，成为了推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强大动力。

然而，彼时我国尚深陷“文革”的阴影之中，“四人帮”依旧掌握着相当的权力，极左的错误思想仍旧主导着局势。1975年11月，一场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迷雾再次笼罩，并于1976年达到顶点。

邓小平被迫退出中央领导职位，他与陈云等人的纠“左”举措亦遭受指责。张春桥、王洪文等迅速指派人民日报社的亲信，派遣众多记者深入各机关搜集资料，对陈云、万里、胡乔木、张爱萍、周荣鑫等重返领导岗位的干部进行攻击。

张春桥指出，由陈云主管的外贸部门存在“严重问题”，“该部门在外贸领域所推行的路线，实则是一条损害国家利益、走向投降主义的道路”。

陈云目睹经济形势，在历经艰辛的努力后终于有所转机，却又不忍目睹其再次陷入困境。同时，他亦已做好心理准备，随时准备重返基层，接受“蹲点”的考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不幸离世。“四人帮”自此愈发猖獗，肆无忌惮地觊觎着最高权力。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着手商讨铲除那个源于“文化大革命”的毒瘤。叶剑英特地请王震联系陈云，共商大计。

彼时，我们面临的选择仅限于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以合法途径将“四人帮”逐出；其二则是运用非常规手段将其逮捕。陈云在家中潜心研读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反复推敲，终究未能确信有十足的胜算。

叶剑英力主采取武力手段解决问题，并特地派遣使者邀请陈云至西山其寓所进行面谈。陈云在了解叶帅坚决的立场后，毫不犹豫地回应道：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顾有人设置的“两个凡是”的障碍，坚决主张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又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为薄一波、陶铸、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平反和清算康生罪行等关键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