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个试图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领袖而言，他都必须真正弄懂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汉法？

关于这个问题，始终有明暗两条线，如果询问所谓的大儒，他们一定会按明线给出答案：礼义廉耻、仁义道德。

这套理论对于刚刚接触儒家的人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因为它所描绘的是一个和谐温馨到极致的乌托邦般的社会。

但是如果仅仅拿出这套理论，它或许能说服刚刚来到汉地的少数民族领袖一时，断不可能说服对方一世，因为经历过刀口舔血的少数民族领袖一定明白一个道理：由于相比于西汉时期，元朝的正反双方都更像是一个“草台班子”，这直接导致了这场跨越千年的新“盐铁论”迎来了一个无比荒诞的结局，新时代的“贤良文学”们，直接物理超度了新时代的“桑弘羊”。

蜜月期

自耶律楚材建议窝阔台以汉法治汉地，并再次启用儒生负责税收和地方管理以来，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与汉人儒生间迎来了一段为期30余年的蜜月期，而在蒙古帝国的诸王公贵族中，又属忽必烈以熟悉儒家闻名，他与儒士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亲密，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忽必烈是经历过血雨腥风的政治家，儒家那套过于理想化的理论真的能长时间将他“唬住”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那些所谓的儒士只会在忽必烈等蒙古贵族面前摇唇鼓舌，他们断不可能长期得到重用，当坐寇远比当流寇获得的更多，坐寇逻辑远比流寇逻辑要高效得多，即便是低效的坐寇原则，相较于流寇原则也显得高效，即便是对农耕区进行粗放治理，统治者能够从中获得的利益也远比将其变成游牧区要多得多。

坐寇的烦恼

由耶律楚材开始的以“汉法治汉地”所产生的“财富魔法”确实一度让蒙古帝国的统治者眼前一亮，但汉地这座财富金矿被“开发”出十余年后，蒙古帝国统治者手中的钱就又不够用了。

让蒙古帝国在拥有了华北平原这块最广大的财税高地后依旧缺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蒙古贵族们的挥霍无度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耶律楚材和他之后儒士们为大蒙古国提供的那套系统是最粗放版本，其内部本身就有很多漏洞。

而作为这套系统的实际执行者，汉人地主群体在中间进行截留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总之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拥有了华北平原的大蒙古国又开始缺钱了。

恩格斯说社会需求比一百所大学更能促进社会变革，实实在在的缺钱困境会逼着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去思考是否还有比当初儒士们给出的方案更好的办法，能让急需用钱的大蒙古国拥有更加高效稳健的财税系统。

人的大多数改变都是在困境中被逼出来的，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或许并未读过《商君书》和《盐铁论》，但是无比真切的财政困境又会驱使着他们思路朝着那个方向靠拢，或者说缺钱的现实会筛选出与当初的商鞅、桑弘羊有相似思维的人走到台前。

在有元一朝的官僚体系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被称为“理财派”；而在以族群划分的元朝官员派系中，有一个派系被称为“回回法派”。

很多人将二者完全等同，但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理财派”的官员并非都是回回人，上篇文章提到的那名受李璮案牵连而被杀的汉人大臣王文统便应该算作第一个“理财派”重臣。

事实上，“理财派”中汉人、回回人、藏人皆有，他们与族群并无完全的对应关系，之所以有人将“理财派”与回回人等同，是因为掌权时间最长，对元朝财政体系建立影响最大，与汉人儒士群体斗法最激烈的那个理财派权臣，是个回回人，虽然在明朝人修的《元史》里，这个家伙是个妥妥的反面人物，但如果抛开史书上那些人为加进去的道德评判，只关注这个人都干了些什么，我们又不得不感叹一句：奇男子。

回回人的奇男子

阿合马，生于中亚城市费纳喀忒，回回人，是忽必烈皇后察必父亲的奴隶，随着察必皇后入宫。

阿合马能言善辩，由于对国家经济领域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得到了忽必烈赏识，面对元帝国所面临的财政困局，忽必烈决定让善于理财的阿合马去试一试。

忽必烈任命他兼管中书左右部，兼任诸路都转运使，专门委任他处理财政赋税方面的事。

阿合马还真是管理财政的那块料，一上任就打出了一套提供国家财政收入的“组合拳”，这些方案都是什么呢？其实只要看过《盐铁论》的都会比较眼熟，整体上还是当年武帝用过的那些搞钱手段：

第一是改革盐税：

这项改革由两部分组成，第一是与历朝历代一样由官方经营盐矿，禁止私盐买卖，以官方垄断的方式将这份收入纳入到中央财税体系。

但蒙元时期对地方管理较为粗狂，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编户齐民搞的也不怎么样，再加上私盐的价格确实比官盐低，质量确实比官盐好，所以即便帝国中央打击私盐，但地方势力和商人在暴利的驱使下依旧会偷偷贩卖私盐，如果要对私盐买卖一味重拳出击，那成本就海了去了，也违背了阿合马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初衷。

面对私盐泛滥的山西地区，阿合马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直接向当地摊派盐税，无论用不用官盐都得交税，这些税大多摊派到有钱的大户和平时不交税的僧侣、道士身上。

除了盐这个暴利行业外，阿合马很快也盯上了“铁”，阿合马命令在河南大开铁矿，又将开矿所得的铁做成农具卖予当地农民，获得粮食达4万石，阿合马非常重视开矿，除了铁矿外，他还建议在桓州开银矿，可以获得银和锡，其中锡的收益可以覆盖开矿花费，银的收益则完全成为国家利润。

阿合马改革之初，元帝国内部各路贵族、地主群体肆意谎报土地，隐瞒人口，导致本该上缴给朝廷的税大量流失，有部分特殊人群，如僧侣、道士等利用特权不交税。

阿合马总览财税问题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土地、人口，大量被地主豪强们隐匿起来的土地和人口被发现，并纳入国家财税体系。僧侣、道士等所谓特殊人群免税特权也被取消，一律交税。

元朝初期官员没有固定俸禄，导致官员们只能利用职务之便捞好处，这就导致了官场上的劣币驱逐良币，越是没有良心，盘剥百姓越狠的官员反而活得越滋润，阿合马决定设立官员俸禄制度，由朝廷给官员固定收入，不再允许他们自由从民间搞钱。

阿合马通过扩大收税人群，增加国家税收种类等方式扩大税源，帮助朝廷获得更多税收。

面对财政问题，回回人阿合马与汉人桑弘羊想到的办法几乎是一致的。

“义”、“利”之争

阿合马的理财手段其实与之前王朝的理财权臣并无二致，无非就是把昔日给地主交租不给国家交税的人找出来，让他们直接给国家交税，再把暴利行业收归国家垄断。

这两项手段在事实上都在指向一个群体：地方豪强。

地方豪强隐匿人口、土地的目的是少交税，各类暴利行业如果国家不将其收归国有，有能力去经营它的也一定是地方豪强。

阿合马改革的本质是把原本属于地方豪强的财富通过制度装到朝廷口袋里。

动人利益如杀人父母，阿合马改革如此全方位地触动地方豪强利益，他们又岂会善罢甘休。

地方豪强这一群体的身份其实很特殊，因为带了一个“豪”字，所以很多人自动认为这是一个野蛮、粗鄙的群体，但真实情况恰恰相反，曾经负责为忽必烈收税的儒生群体大多在当地有大量土地和利益，他们与汉人世侯共同构成了元帝国内部最大的地方豪强集团。

阿合马挥刀向地方豪强，他们自然也会以种种手段回击阿合马。

阿合马执行新财政制度后，元廷高层的汉族高官多有微词，他们不断向忽必烈举报阿合马横征暴敛、无德、贪赃枉法。

横征暴敛在西汉时期的盐铁会议上叫“与民争利”，拿私德问题攻击桑弘羊也是当初“贤良文学”群体的一个惯用手段，“贤良文学”群体也曾指责桑弘羊所领导的盐铁官员在民间经济凋敝的情况下大量中饱私囊，富得流油，这又与阿合马的“贪赃枉法”指控相合。

昔日盐铁会议上的“义”、“利”之争在元朝重现了。

面对群臣们对阿合马的指责，忽必烈大多以打哈哈的方式糊弄过去，口头表示阿合马这样做不对，但转过头继续重用阿合马。

如忽必烈般的“老油条”当然知道什么更重要，阿合马在私德上可能确实有诸多问题，他的手脚应该是确实不干净，但是他的改革确确实实给朝廷带来了巨大收益，儒家的那些所谓“大义”在阿合马带来的真金白银面前一点都不重要。

眼见无法说服忽必烈，儒生群体们又物色到了一个让忽必烈无法拒绝的代言人：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忽必烈前往上都，太子真金陪同，接下来就是《元史》里记载的阿合马被杀的全过程了，相当的具有戏剧性：

王著找来了一个帮手，是一个姓高的和尚，二人决定联手除掉祸国殃民的阿合马，为此王著还特意做了一个大铜锤，准备用它来结果阿合马的性命。

王著派往中书省的人本来已经引起了怀疑而被扣下，但是由于枢密副使张易被唬住了，真的带兵来到了中书省，这个架势又把已经起了疑心的中书省官员给唬住了，王著以太子特使的身份要求所有中书省官员到东宫门前等候，中书省官员照做了，但阿合马本人还是起了疑心，他派脱欢察儿等几人前往上都去查明情况。

这群人正好撞见了王著手下的一行人，这群人中有一个伪装成了真金太子，他严厉责备而那些看似保住了自己利益的汉人豪强们，他们鬼使神差地将自己的命运与一个注定失败的帝国绑在了一起，待一个世纪后那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出现，他们只能变成螳臂当车的可怜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