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1年的某一天，钱三强找到了正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上高歌猛进的于敏。

当时于敏的研究正到了一个关键的节骨眼，很有可能就要出大成果了。

但钱三强带来的，是一个更重要，也更艰难的任务，让他去牵头搞氢弹的理论研究。

这意味着，于敏过去做的很多东西，可能都要先放一放，甚至全部扔掉，从一个全新的领域从头开始。

面对这样的选择，很多人可能会犹豫，会权衡。

可于敏几乎没有思考，就答应了下来。

他说，国家的需要，就是他要做的。

那时候，国际形势很紧张，美国的军舰带着核武器就在我们家门口晃悠，这种压力，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同身受的。

于敏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为国家做点事，把这种威胁挡在国门之外，比什么都重要。

于敏这个人，说起来也挺特别。

在那个年代，搞尖端物理研究的，很多都有海外留学的背景。

但于敏没有，他一天“洋墨水”都没喝过，是地地道道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科学家。

所以大家都很亲切地叫他“国产土专家一号”。

他1926年出生，从小就看着国家受欺负，心里早就埋下了科学报国的种子。

1949年，他从北大物理系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批高材生。

他的老师，也是一位物理学大家，叫张宗燧，曾经这么评价他，说自己教了一辈子书，就没见过像于敏这么好的学生。

毕业后，于敏进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那时候国内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没什么人懂，也没有资料可以查。

怎么办呢？

只能靠自己摸索。

于敏就是靠着这股劲，硬是把这个领域的空白给填补上了，让我们国家在原子核理论方面，站到了世界的前沿。

所以，当氢弹这个任务交给他的时候，虽然是转行，但大家心里都有底，觉得他肯定行。

接受任务后，于敏就一头扎了进去。

从1965年9月开始，于敏带着一个团队，在上海开始了连续一百多天的攻坚，后来大家把这段时间叫做“百日会战”。

那段时间，真是没日没夜。

计算机打出来的数据纸带堆得像小山一样高，于敏经常就是半跪在地上，一条一条地看，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分析，生怕漏掉任何一点有用的线索。

那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他脑子里除了数据就是模型，完全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

家里人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只知道他又出差了，要去很久。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和团队硬是找到了氢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氢弹构型。

1967年6月17日，新疆罗布泊的上空，一声巨响震惊了世界。

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了。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成功，美国用了七年多，苏联用了六年多，而我们只用了短短的两年八个月。

这个速度，创造了世界纪录。

很多人都把于敏称为“氢弹之父”，但他自己从来不接受这个说法。

他总是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只是其中一员，起了一点作用而已。

为了这个事业，他的名字被列为绝密，隐姓埋名了二十多年。

他的妻子孙玉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只知道他的工作很重要，需要保密。

于敏常年都在外面奔波，家里的事情，大大小小，全靠妻子一个人操持。

等到后来，他的身份可以公开了，他回头看这几十年，心里充满了对妻子的愧疚。

2012年，陪伴了他55年的妻子因为心脏病突然去世，这成了他心里永远的痛。

每次有人问他这辈子最遗憾的是什么，他总会说是对不起自己的爱人。

他说，她照顾了自己一辈子，自己却亏欠了她一辈子。

晚年的于敏，生活过得非常简单朴素。

他一生中，真正在公众面前高调亮相的次数，屈指可数。

一次是1999年，国家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作为代表发了言。

另一次是2015年，快九十岁的他，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9年1月16日，这位为国家铸造了核盾的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3岁。

他生前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能代表他这一生。

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就足够了。

于敏先生走了，但他留下的东西远不止一颗氢弹。

他留下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把自己的名字和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的精神。

我们今天能安稳地生活，就是因为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人，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国家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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