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绵延两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我认为仅有两次和平转型的契机，然而这些机会的错失，实在是令人惋惜。

中国拥有悠久的暴力传统，历史文献的记载显示，每一次朝代的更替无不伴随着暴力的身影。非农民起义，即宫廷政变或黄袍加身，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似乎始终被这种暴力模式所主导。“和平转型”这一理念对于我国而言，可谓是全然陌生的。

作者：傅国涌

在我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无法寻觅到“和平转型”这一词汇的身影。“和平转型”之所以在近代得以成为可能，关键在于融入了源自其他文明的元素。自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前所未有的西方势力首次叩响了我国的大门，打破了农耕社会长达数千年的宁静。自此，我们长期陷入了一种以农民耕种纳税、皇帝无为而治的固有模式。在中国的土地上，农民仅需拥有耕地，足以求得温饱便已心满意足。而皇帝则巧妙地利用了农民的顺从与忍耐，只要不将他们逼至饿殍横陈的境地，便不会萌生反抗之心。因此，一种制度得以周而复始地延续，从未有过丝毫的变革。千百年间，秦政制得以流传，无论更换何朝何代，皇帝皆沿用相同的制度。若严格而言，统治之道即是生活方式的镜像，何种生活方式便对应何种统治方式。

两次和平转型，首次，这一机遇浮现于晚清的改革浪潮至宋教仁遭暗杀的动荡岁月；次之，则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6年政协会议期间，随后因政协决议未得以贯彻，国共谈判最终破裂，内战随之落幕。这两次，堪称中国和平转型过程中的两大重要契机。

实现和平转型，其前提条件是必须孕育出多样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之间能够相互竞争与博弈。若其中一方过于强大，足以绝对主导全局，那么社会将难以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和平转型得以实现，需建立在至少两种以上的不同力量并存的基础上，且这些力量在本质上应保持相对均衡，亦即任何一方均不具备压倒性的主导地位。

审视晚清至民国初年这一约十余年的时间段，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首次迎来了和平转型的契机？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晚清政府已被西方列强严重削弱，已不具备绝对的主导力量。在此背景下，一股强大的、过去常被我们所忽视的力量开始在民间崛起，那就是立宪派。这股力量根植于新兴的经济基础之上。

众多工厂的兴起与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这在传统社会中可谓是天方夜谭，它们催生了一批新兴的力量。其中，立宪派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代表着一种独立于清政府之外的新兴经济力量，这便是第二种力量。而第三种力量则源于社会的不满情绪，其中不乏孙中山等主张通过革命手段来变革现状的激进分子。在那个时代，至少存在这三种力量的激烈角逐。在这三种力量中，又衍生出诸多分支力量。以清政府内部为例，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落，地方政府的势力逐渐壮大，导致形成了地方权力大于中央的局面。

袁世凯

直隶总督袁世凯及其所率领的北洋军力，几乎可与皇室势力相媲美。此乃因其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北洋陆军，而其他省份新组建的新式陆军，则多由归国留日士官生所掌控。因此，审视辛亥革命，我们须明确，其并非一场纯粹的暴力革命，而是一场局限于一定范围的暴力冲突。在武昌工程营，数名士兵率先起义，过程中并未引发激烈的暴力冲突。长江流域随之迅速传檄而定，各地纷纷宣告独立。而这些独立的背后主力并非革命党人，而是新军和立宪派的力量。在当时的中国，这些力量已然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朝廷难以完全驾驭的力量。面对如此局势，清廷采取了一种禅让之策，虽言辞间颇为得体，实则不过是将政权让渡，而皇室之尊荣却得以继续保全。

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阵营内部，并非众志成城，并非所有人都唯他马首是瞻。孙中山仅能对同盟会中的一个派别施加影响。名义上，他担任同盟会的领袖，然而在同盟会内部，存在诸多派系，并不对他俯首称臣。其中，武昌起义的直接发起者——中部同盟会，与孙中山并无太多瓜葛，该组织由宋教仁、陈英士等人创建。在其成立宣言中，他们甚至未点名地对他进行了批评。对于向来备受尊敬、具有人格魅力的黄兴，他们亦有所微词。

浙江与安徽地区的光复会自始至终并未真正融入同盟会。过往的历史教材提及，1905年，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黄兴创立的华兴会，以及章太炎、陶成章等人所领导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实现了合并，成立了同盟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三个组织从未以正式的会组织形式完成合并，换言之，并非在组织结构上实现统一。华兴会亦然，其大部分核心成员均加入了同盟会。当时，他们曾召开会议探讨是否应废除华兴会，会议上的共识是，鉴于多数核心成员已投身同盟会，华兴会便无需再独立运作。兴中会则完全并入同盟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光复会仅有个别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但其名称却得以保留，并在长江流域一带继续以光复会的名义开展活动，从未有被同盟会取代的说法。

短短两年之后，即1907年，孙中山与章太炎、陶成章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在经费的分配与筹集等关键问题上，矛盾愈发尖锐，最终导致了分道扬镳。光复会中已经加盟同盟会的核心成员纷纷脱离孙中山的阵营，独立门户，重新设立了光复会总部。他们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组织，与孙中山的势力争夺筹款资源。

在立宪派阵营中，始终未曾涌现出一位具备决定性影响力、足以震撼全中国的领袖。这一状况始终如一。立宪派，作为晚清新政的产物，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900年，八国联军将慈禧太后驱逐至西安，迫使她意识到，唯有重新执行那被她一手否决的戊戌变法遗留下来的理念，甚至超越其范畴，方能为国计民生带来改变，从而催生了所谓的晚清新政。新政中的诸多举措，早已超越了1898年光绪皇帝在短短103天内颁布的诏书所能覆盖的范围，已然触及到了实质性改革的层面。

今日，我们对晚清历史的诸多方面有所轻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决策者们已深刻意识到，改革之路势在必行，这不仅包括经济领域的变革，更需政治体制的革新。她们开始洞悉到，面临的危机不仅源于外部的侵扰，亦源自内部的困扰。当时所推行的官制改革堪称全面，从地方至中央，对整个官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某些方面甚至实现了近代化。诸如农商部、学部、交通部等新型机构应运而生，彻底摆脱了延续多年之久的传统六部官制。此外，清廷的改革已超越了单纯行政改革的范畴。

清末新政所遗留的最大成就是地方自治的实现，此举不仅赋予了各地设立咨议局的权力，而且真正付诸了实践。尽管咨议局的选举并非面向所有民众，它设立了财产和教育程度的门槛，以界定选民与候选人的资格，然而，在百年前的中国，这一举措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进步。我们不可轻视大清王朝所展现的气度与开放态度。实现这一点实属不易。在其思维模式中，从未考虑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途径，而是坚持自上而下的统治模式，凭借一道圣旨便能解决一切问题。

然而，咨议局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的政治文明迈向了一个农耕社会未曾经历的崭新阶段。在咨议局之外，全国性的、具有准议会性质的资政院亦已成立，该机构表面上扮演着咨询角色的名义。资政院由各省咨议局推选出的代表组成，皇室亦挑选部分代表加入，其比例甚至超过了半数，在人数上略占优势。然而，由于这些代表大多年事已高，缺乏新知识，会议实际上被地方选举产生的代表所主导。地方代表的发言如潮水般涌现，而官选代表则难以与之对话，根本不具备对话的能力。在此情境下，人数的多少已不再是关键。在会议中，即便只有一人发声“我反对”，其意义亦极为重大。因为这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代表的是质的飞跃，而非量的累积。晚清时期，一股新的社会力量迅速崛起。

昔日，英国《泰晤士报》派驻北京的记者莫里循游历了我国众多地域，并保存了众多珍贵的原始影像。其中，有一张照片令我深感震撼，印象深刻。踏足新疆，彼时的交通环境尚且简陋，乘坐马车从北京一路颠簸至新疆，实属漫长之旅。他留下了新疆咨议局的影像，那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院落，却意外地悬挂着一块格外显眼的“新疆咨议局”招牌。门前一棵老树，叶落枝疏。观此照片，我深感彼时的物质条件颇为匮乏，与今日相较，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今之乡镇政府，或许已是金碧辉煌、奢华至极。而彼时，一个省级议会机构仅是几间简陋的平房，其貌不扬，毫不起眼。然而，这一切并不重要，那块招牌本身就是一种新生事物的象征，它代表着新的元素与变化。

彼时，清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态势。诚然，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实施这些举措并非出自内心自愿。自古以来，未见任何一位统治者自愿放弃其掌控的权力，转而与民众共享。开明君主之所以被冠以“开明”之名，背后必然有其特定的理由。我们需深入历史的长河，探寻这些原因。尽管他们各自的原因或许迥异，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原因都出自他们的深思熟虑，而非轻易地放弃部分权力。二十多年前，蒋经国在台湾引领了报禁、党禁的开放，迈出了民主化的步伐。在这一过程中，他承受了诸多压力，种种因素的交织促使他做出了这一重要抉择。即便统治者的抉择基于种种原因，其主观决定不可或缺。即便是勉为其难或是出于虚假动机，若最终结果得以实现，我们仍应认可其举措，并在历史中给予其应有的记载。何谓历史？历史即是“真实便是真实，虚假便是虚假”。若他有所作为，那便将这一行为铭刻在竹简之上，流传千古。

在这种朝廷与民间互动的背景下，清朝即将崩溃的前几年，实际上已悄然孕育了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历史的车轮已缓缓启动，尽管步伐略显迟缓，终究还是被革命的浪潮所超越。孙中山所引领的革命力量，尽管人数稀少、力量薄弱，且被迫流亡海外，却始终是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始终屹立不倒。

历史之演变，往往不以强弱论英雄。弱小并非意味着无足轻重，而所谓的强弱，往往在一夜之间便可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以东欧当代史为例，当齐奥塞斯库在广场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时，他正盛气凌人，台上谈笑风生，显得从容不迫。然而，转瞬间，攻守之势已然易位。历史的价值并非全然以数值来界定，在许多历史情境中，数学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它无法精确地度量历史的广度与深度，亦无法准确计算出王朝更替的具体时刻，更无法预测历史变迁的未来走向。在多数情况下，数量因素在历史进程中并不占据决定性的地位。

简而言之，若一个社会孕育出两种或三种以上的社会力量，且不存在其中任何一种力量能够迅速吞并其他力量的局面，那么和平转型便有可能发生。

朱尔典

自无疑问，实现和平转型尚需满足第二项条件，即遭遇一次重大的转捩点。在这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便是国际环境的背景。自步入近代以来，各国再无可能孤立封闭，自设藩篱，独善其身。尤其是，各国不能再沿用过往朝代所惯用的旧有模式，而是必须融入全球政治的新秩序之中。自晚清至民初，大英帝国对中国的影响尤为深远。据英国解密的蓝皮书所披露，英国在华机构无时无刻不在密切监视着中国政局的变动，并将相关信息及时汇报至伦敦外交部。他们对我国局势的洞察，甚至超过了我们中国人自身，其对中国命运的关切，亦胜过同胞之情。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促成清朝和平过渡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他的干预，直接促成了袁世凯的登台，彰显了即便是在关键时刻，一位外国记者亦能产生出人意料的重大影响。

《泰晤士报》的记者莫里循，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屡次参与到我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之中。他在我国度过了数十年时光，堪称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与袁世凯保持着私人的友谊。自武昌起义爆发以来，他始终对中国政局保持高度关注，并借助为《泰晤士报》撰写电讯的机会，对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影响力之巨，远超我们今日所能想象。他的电讯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足以对英国的国策产生直接影响。而英国的态度，进而又对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列强的立场产生显著影响。英国涉足我国政治局势，今人审视这些过往问题时，无不感受到其中存在的悖论。我们普遍不乐见外部势力干预我国内政，然而，历史往往充满了这样的悖论，正如租界时代的出现一般。租界，无疑是种负面存在，它在中国领土上构筑了一个国中之国，享有法外之权。然而，若没有租界，中国的近代史或许将面临一场彻底的改写。

若非租界存在，摧毁一个崭露头角的新生事物或剿灭一个隐蔽的阴谋团体，几乎可以轻而易举。然而，一旦租界出现，情形便截然不同。故而，无论是对租界的设立，抑或是外国势力对我国的介入，我们固然要认识到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亦应认识到其中所蕴含的积极成分。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有时会在推动我国历史发展上扮演着极其细腻的角色。英国对于中国的国家政策持何种立场？其核心观点是确保中国避免剧烈动荡，维持必要的稳定与秩序。英国不希望中国陷入极端不稳定的状态，而是期望其保持一定程度的团结与统一。在这种国际形势之下，中国实际上获得了和平转型的额外机遇。鉴于英国对中国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其立场对包括袁世凯在内的若干中国政治强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正因如此，在国际环境的这一背景下，中国和平转型成为可能。

洋务运动

和平转型的第三要务在于经济领域的变革与创新。立宪派正是依托于中国涌现出的新兴经济力量而得以发展壮大。在洋务运动开展之前，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几乎是一片空白。1870年往后，中国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初期几乎全为军工企业，民用工业寥寥无几。我国早期企业中，除少数官办的大型企业外，其余大多由外国人创办。直至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人才真正开始拥有自己的民营企业，标志着民营经济的起步。《马关条约》是一份令人痛心的屈辱性条约，不仅要求巨额赔款、割地，其中更是明确规定外国人可在我国设立工厂。

正是这一条款，极大地激发了我国本土有识之士的斗志，其中便有张謇，1894年的状元之才。1895年，正值他因父亲丧事在家守孝之际，他顺应惯例，在家中履行孝道。然而，在此期间，他却于南通创办了一家闻名遐迩的大生纱厂。与此同时，长江流域这一交通要地，也陆续涌现出一些具有民营性质的企业。这标志着我国民营经济的真正起步，它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受屈辱的《马关条约》的强烈刺激下孕育而生的。如今审视，《马关条约》亦显露其正面价值，若无其激发作用，民营企业的兴起或许将推迟至彼时之后。

在清朝覆灭前夕，民营经济已崭露头角。值得一提的是，清政府在1905至1909年间，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回望当时，连破产法都已存在。实际上，那个时代诸多领域已领先于世。通过这些经济立法的步伐，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中国民营经济的繁荣景象。实践与立法相辅相成，空洞的立法无法凭空出现。通常情况下，实践推动立法，但也有特例。新兴工商业的兴起预示着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政治运作方式可能被淘汰。王朝亟需革新其统治方式和政治架构。

1906年9月1日，慈禧颁布的预备立宪诏书，实为一种应对之策。自预备立宪以来，中国已不再是仅由朝廷一言堂的局面，实则当时已有多股力量交织并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经济力量的推动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关键要素。清朝晚期，我国先后爆发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这场运动的主体力量，主要由社会上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群构成，他们大多属于中产阶级乃至更高阶层——诸如士绅、企业家、商贾、当铺与钱庄的经营者，以及拥有私人财产的富裕家庭成员。这些人不仅财富丰厚，身份显赫，而且均为饱学之士，他们既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拥有坚实的经济后盾。

在这场历经两年、三度激荡的国会请愿运动中，我们得以一窥晚清政府所遭遇的挑战。此挑战并非主要源自革命党人，而是源于社会中层对变革的强烈诉求。他们在社会变迁的浪潮中，已然洞察到顺应这一变革趋势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若继续沿袭旧有的统治模式，不仅君主的传统将难以维系，而且也与他们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为了经济发展和扩大话语权，他们迫切需要推动君主立宪制的实施，将预备立宪转变为真正的立宪。这无疑符合中产阶级及其以上阶层的根本利益。他们所面对的最大对手，即是满清贵族。即便是袁世凯这样的汉族重臣，也开始站在立宪运动的阵营之中，他们的立场逐渐倾向立宪。

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整个中国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然而，我们未曾将那些富有阶层参与政治、议政的诉求视作革命，而将其归类为改良，视为资产阶级的行为。我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因为他们能够引入全新的制度。相较之下，那些主张彻底颠覆、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变革的人，实际上可能只是在重复过往的制度模式。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暴力革命往往只会带来新一轮的专制，而非真正的自由解放。

真实的解放唯有通过自我解放得以实现，即个体主动争取自由。依赖于他人的所谓“解放”充满了疑问，因为谁又能真正地解放他人呢？若认同他人能够解放自己，则等于承认了救世主的存在，只有救世主才有能力解放他人。社会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都是自我解放的体现。在我看来，若当时的社会没有爆发辛亥革命，而是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前行，也许同样能够顺利实现。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我们只能将既成事实记录下来。

至1910年，大清王朝仍存一线生机，那是帝国最后的契机，然而，这一机会亦随之消逝。彼时，状元实业家张謇已投身企业十四载，手中掌握巨额资本，已成为一方巨擘，东南地区新兴社会阶层的领军人物，其影响力举足轻重。在一次与外商的宴会上，张謇不经意间透露了非同寻常的信息。这位外商习惯记录日记，将他们餐桌上的对话一一记录下来。张謇竟在无意间流露出对清王朝的不满，此乃一重要信号，表明诸如张謇这般出身士绅的状元们，已与清王朝离心离德。

在1910年之前，未见丝毫迹象显现出他心怀二志，对王室生有背叛之念。在此以前，他们始终怀着极大的热忱投身于国会请愿的运动中。然而，不论一次、两次、还是三次，他们均遭遇了严词拒绝。事实上，双方争执的核心在于对一张时间表的坚持。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实际上仅围绕着这一张时间表。清王朝在这时间表的争执上分歧虽小，双方要求之间的差异仅限于两年。民众呼吁立即实行宪政、开设国会、颁布宪法，而朝廷所提出的回应是在延迟两年，即1913年才予以解决。但遗憾的是，1913年已为时过晚，辛亥革命的硝烟在1911年已经蔓延。

若清廷采纳了立宪运动的要求，和平过渡便在那个瞬间得以实现。国会得以成立，宪法颁布，君主将转变为有限制的君主，君主立宪的体制便得以确立。我们虽不得而知清廷拒绝这些要求的详细缘由，却可以明确的是，当时的清廷亦面临自身诸多问题，这是专制统治不可避免的结果。皇帝年幼，国家政事实际上由摄政王载沣执掌，然而载沣又受到隆裕太后的掣肘。因此，整个中国陷入了一种无一人能够决断的多头政治局面，这并非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时代。载沣并非如此，隆裕太后亦然。虽然她能够约束摄政王，却无法具体管理国事，这种状况亦不利于变革的推进。

为什么台湾变得特别顺利，是因为蒋经国拥有绝对的权威。我们看纪录片可以知道，1987年的蒋经国是一个轮椅上的、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人，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说话都非常吃力，最后一次公开路面只说了104个字，包括好几个口号在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居然有能力做出重大的转折性的决定，就是因为他的权威，绝对权威，他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没有其他人指手画脚。

在解除党禁、作出如此重大决策之际，国民党内部并未实现高度的一致。并未召开中委会议进行充分讨论并形成决议，而是由蒋经国独立作出决定。众人对他服从，对他充满信任。有时，权威亦能带来其独特的益处。历史中此类悖论屡见不鲜。清朝末年，正因缺乏一个能决断的权威存在，致使该国错失了顺应民情，迅速召开国会、颁布宪法的良机。此后，辛亥革命应运而生。辛亥革命乃是一场有限的暴力变革，并非无度的暴力倾泻。其所涉杀戮相对较轻，持续时间亦不长，南北双方并未爆发大规模战争。这场辛亥革命宛如清末民初和平转型过程中的一曲插曲，宛如节庆中燃放的鞭炮，短暂而喜庆。

辛亥革命至1913年春，这段时期堪称中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多达五百余种。虽然今日听来五百或许显得数量不多，然而在那个时代，五百余种报纸的涌现实属庞大规模。政党和具有政党特征的社会团体亦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多，虽历经分化，但留存下来的数量仍不容小觑。

1912年的冬季，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与咨议局的选举在诸多方面展现出显著的相似性。选民资格的设定包括四个主要条件：首先是文化程度，强调小学文化水平或同等学力，那个时代的人们更看重能力而非文凭。其次，财产限制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这一限制在西方选举史上早已存在。尽管存在种种条件限制，选举过程中仍偶有越轨行为，其中包括极少数的买票现象。然而，这并不足以说明选举本身存在缺陷，反而恰恰证明了这种选举机制有潜力为中国带来一个真正的、全新的共和国，即当时的中华民国。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切本可逐步改进。此次选举产生的议员阵容颇具特色。有人将咨议局与此次选举出的议员进行了对比。咨议局议员多拥有旧式科举的功名，以秀才为多，部分是举人，甚至有进士之列。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以及归国留学生虽有所涉及，却非主流。在年龄分布上，四十岁以上者占据了多数。而到了民国时期，参众两院代表的平均年龄仅为36岁，皆为年轻力壮之辈。他们的学历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虽有个别保留着旧科举的功名，但绝大多数接受了新式教育，或是国内新式学堂的毕业生，或是海外留学的归国学者，整体形象焕然一新。选举结束后，宋教仁满怀信心、踌躇满志，坚信胜利在望，袁世凯已在他的掌控之中。

鉴于宋教仁所率领的国民党占据了超过半数的席位，从而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占据了多数。那时的法律体系融合了总统制与内阁制，规定内阁总理必须由多数党领袖出任，因此国民党在大选中的胜利预示着作为党派实际领导者的宋教仁将出任总理一职。此外，法律还规定，任何由总统签署的法律都必须得到内阁副署的认可。这一规定实际上对袁世凯总统的权力构成了制约。

因此，宋教仁满怀激情，坚信凭借宪法、国会与内阁这三件利器，足以遏制旧官僚与旧军阀的势力，引领中国步入宪政的康庄大道。他曾在一次备受瞩目的演讲中言简意赅地指出，昔日我们身为革命党，须以铁血意志奋力拼搏；而今，我们转身为普通政党，则需秉持自身政纲与之抗争。此言精准无比，寥寥数语便将繁复之事阐述得透彻明了。普通政党并非天然执政党，其合法性源自选举，若无足够选票，便只能处于在野地位。1913年春，宋教仁已然胜券在握，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他不幸遭人暗算。中国首次和平转型的契机，于3月20日上海火车站的一声枪响，戛然而止。

民国初期的两院选举，其根基源于晚清时期的宪政体系。辛亥革命虽为一段插曲，却并未打断和平转型的步伐。在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如何避免剧烈动荡与冲突，如何防止陷入长期的混乱，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佳结果，这要求政治家、知识分子、民间社会的领袖、企业家阶层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运用理性思维，付出最大努力，方能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合理的构成，并非某一党派或组织所能独力完成。历史变革的走向并非由单一力量决定，即便是那些看似暴力强大、追求大一统的新政权，在确立之前，实际上仍存有诸多变数。

众所周知，宋教仁遇刺之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势力果断采取武力抗争，发起了“二次革命”。这场战争主要集中在江西与南京两地，因此被称作“赣宁之役”。此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以及军阀间的混战此起彼伏，直至1927年，国民党凭借武力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

重庆谈判

自1937年往后，民族危机再次演生新变，为中国和平转型的又一次机遇敞开了大门。此次机遇得益于抗日战争所塑造的国际大环境，彼时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力量积极倡导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重新集结民族力量的契机，这一点对于当今的人们而言，或许难以想象。那时，蒋介石被誉为民族英雄。在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高楼之上，悬挂着巨幅的画像，标语随处可见。而在南京时期，蒋介石所受到的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令我们今日仍感到震惊。那个时代充满了这样的氛围，实际上，和平的呼声此起彼伏。尤其是国际压力的助推，使得蒋介石多次从重庆向毛泽东发电报，邀请他前往重庆会面。这是在特定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事件，这是第一个关键因素。

第二个条件是，当时的中国由数股主要势力构成，其中最为显著的无疑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者均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然而，我们绝不可忽视，除这两大阵营之外，尚存在着一股极具影响力的第三种力量。这股力量并非单一而固化，而是由众多不同的群体交织而成。其中，最为显著的一支便是中国民主同盟。

当年民盟的实力，恐怕今日之我们难以想象。它当时扮演着国共两党间的平衡器角色，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等，皆在当时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声名显赫。罗隆基一生中最为风光的时刻，莫过于1945年秋至1946年春那段时光。有人曾言，这乃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非凭武力之弹药，而是以智慧之火花发声。无论何种政治理念，何种政治派系，抑或何种社会群体，皆可齐聚一堂，展开对话。纵使意见相左，争锋相对，亦可坦诚讨论，激烈辩论，直至唇焦舌敝。一番激辩过后，双方仍能握手言和，共谋共识。

政协会议的设立，正是鉴于当时中国境内存在着多种政治力量，迫切需要通过协商达成共识。“政治协商”这一术语并非源自共产党人之口，而是由国民党内一位法学背景的高层官员，王世杰先生所提出。他所倡导的“政治协商”，实质上是一种真正的协商过程，即便双方立场对立、分歧显著，亦能坐下来进行交流与商讨。

当时，存在一股未被纳入政治协商框架的重要社会力量，他们指责那些政党所召开的会议是分赃大会。我国幅员辽阔，为何仅几家政党得以参与谈判，而其他众多群体又该如何自处？与这些政党无直接关联的民众显然更为庞大。那时，人们选择政治党派多基于信仰，当然也不乏机会主义者，这种现象在所难免。有一个名为中国青年党的组织，它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崭露头角，该党成立于1925年的巴黎，是一个国家主义派别的政党。

该政党在巅峰时期拥有四至五万党员，他们主要活跃于文化、教育等领域。中国青年党曾是民盟的三分之二之一，但最终独立门户。民盟之所以影响力超过青年党，是因为其成员多为中上层知识分子。在政协会议上，能够围坐一堂进行谈判的代表中，国民党有8位、共产党7位、民盟9位、青年党5位、无党派人士5位。与会者中不乏出版界翘楚王云五、报业巨子胡政之、实业家缪云台、学界泰斗傅斯年以及文学家郭沫若，而郭沫若则有着鲜明的红色背景。这群杰出人士的聚首，充满了讨价还价、激烈辩论和交锋，最终共同成就了五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中，包括新宪法的基本原则，其内容详尽至极，即使在今天看来，其中的许多内容依旧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涵盖了对由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的计划，以及各项比例分配的具体安排。同时，关于组建孙中山所规划的国民大会的议题，包括代表比例的划分及原有老代表的认可问题，成为了最激烈的争论焦点。此外，一项具有共同纲领性质的《建国纲领》也基本达成了原则上的共识。

除了上述四个文化方案之外，尚有一项军事整编方案，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与国民政府军队的整编比例，双方已达成一致。如果按这五个方案去做，抗日战争的胜利就给中国带来了一次空前的和平转型机会，就把中国这个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带入了西方主流世界的共和国。

然而，众所周知，最终这五个协议并未得到落实执行，最终是通过武力手段来决定胜负。面对如此宝贵的一次和平转型机遇，为何我们竟未能抓住这从天而降的丰厚机遇？我持有几项尚不成熟的见解，其成因之一在于，历史学家孙隆基在其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曾言，若我国境内同时存在两个武装力量强大的争霸集团，则必有一方会吞并另一方，否则双方均不会停止争斗。

即便是在1946年的中国，他的这一论断亦不失其合理性。当时，国共两党均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若试图通过和平途径来平息战火，实现由战到和的转变，并组建一个民主的政府，其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次之，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在那个时期，民盟中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群体，其内心普遍存在着一种思想上的模糊性。这种状况的形成，固然有时代的背景因素，但他们对于苏联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一知半解，如同隔雾观花一般。民盟之中，张东荪为中常委，乃是一位知名的哲学家。他提出了一种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说，亦被称为新民主主义，虽与毛泽东的表述相同，但其内涵却存在细微差异，大体上却是颇为相近。“民主政治，计划经济”。当时，众多知识分子与精英阶层内心深处，深信不疑地秉持着这一信念。他们视英美国家为民主政治的典范，苏联则为计划经济的楷模。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存在弊端，贫富差距悬殊，而计划经济则能通过国家的统一规划，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

他们未能洞察苏联国内所面临的困境，诸如饥荒等负面现象，对这些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坚信苏联已解决了人类长久以来备受困扰的问题，如分配不公等。他们设想，若将苏联与英美合而为一，便构成了人类最为理想的政治模式。然而，他们忽视了一点，即任何政治体系或社会制度均存在其不足与缺陷，这些问题并非简单通过“1+1”的方式就能解决。关键在于，应审视哪种制度具备更强大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反省的能力。在那个时期，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民盟中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大多倾向于左翼，倾向于中间偏左，而只有少数人持中间偏右的观点。这意味着，在武力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其本身便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并非完全中立。这正是和平转型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个因素，我们并不排除在此次进程中有某些国际力量，尤其是苏联，扮演了不利的角色，然而，这一点尚需通过更多的史料进行详尽的论证。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和平转型的机遇极为罕见。数千年来，暴力往往是塑造历史的手段。即便是如孙中山先生这样的伟人，在创立民国之初，于1920年初在上海遇见张国焘、许德珩等“五四”学生时，也对他们表示，虽然你们发起的五四运动、上街游行、高呼口号极具影响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不过是徒手之力。若我给你们五百枝枪，你们是否敢于行动？这番言论透露出的心态令人担忧。即是说，即便是孙中山这样的深谙西方文明的杰出政治家，亦难掩其浓厚的暴力倾向。最终，他选择了以黄埔军校为基础的建军之路，这条路直接催生了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政府，那是一个由单一政党、单一主义和单一领袖所掌控的国民党专政政权。即便是孙中山这样的伟人，今天看来仍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赞誉，但不可否认，他的身上同样存在强烈的暴力决定论倾向。要让中华民族超越暴力传统，确实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在数十年的光阴里，我们错失了两次和平转型的良机，这或许蕴藏着某种不可规避的必然。这，或许便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宿命所在。

我对“尽人事，听天命”这六个字情有独钟，它并非指宿命论。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谋略与奋斗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尽管如此，这些努力并非毫无价值，它们在历史的长卷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究竟是什么力量主导着历史的变迁？我认为是每个人在各自领域的不懈追求，正如经济学中提到的“无形之手”，我将其称之为“天命”。这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天命”有所区别。

传统的“天命”观念认为，皇帝的君权源自天命，是神明的赋予。然而，在人力所能触及之外，仍存在一些极为强大、足以改写历史的因素，无论是和平的力量，还是暴力的冲击，一旦这些事件发生，便难以逆转。历史的转折点或许只需几十年、上百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并不算什么。有时，仅需寥寥数语，便能概括一段历史。例如，我们描述西方的中世纪，只需“黑暗的中世纪一千年”这一句话，其他细节便可忽略。同样，若未来五百年后回顾今朝，当代史可能只需几字概括，而这一切，如今仍是一个未知数。这就是所谓的“天命”，它是我们无法掌控、无法预知的。尽管如此，我们仍能竭尽所能，去完成那些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任务。正如我之前所述，尽管我们付出的努力可能无法带来预期的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归零。原因在于，这些努力或许能在历史的长卷上刻下几道细微的痕迹，虽轻却不容忽视，它们将永远留存。

历史宛如一条紧密相连的链条，其中每个环节均不可或缺，彼此之间紧密相扣，环环相接。自古至今，不论权势何其显赫，历史长河中终将归于尘埃，化作尘土。由此观之，众生平等，个人的每一步努力都非微不足道，历史正是由这些细小的行动和细节共同编织而成。一个社会是否能在关键时刻完成制度的转型，往往取决于无数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努力。若是这些努力都充满理性、清醒且适度，那么历史向正确方向转变的可能性将大大提升。

那些努力若仅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的义和团情绪或是新左派的激进行为，虽在特定时期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在我看来，世界上最为关键的并非主义。主义往往是人为创造、强加的，主义纷繁多样，反而使世界多了一份纷争。我观察到晚清至民初的转型时期，那时的人们并未过多纠结于主义之争，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实则明确，即引领中国这一古老帝国步入一个崭新的民国时代。

“条条大路通罗马。”

历史的长河反复印证，众多国家在完成制度变革的过程中，最终依赖的并非仅仅是武力。我们不妨这样理解，美国的独立之战历时八年，但所采用的武力形式乃有限武力，而其暴力行为并非绝对，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倘若华盛顿的军队与英国皇家军队真正陷入一场血战，虽然也曾经历过几次激烈的交锋，但双方都难以承受长达八年的消耗战。严格意义上讲，华盛顿的军队所进行的战争更像是一场象征性的武力抗争，正如曼德拉当年推行“非洲之矛”运动，其目的并非真正与人交战，而是摧毁象征性的建筑物，其武力具有象征性，且具有明确的目标。我认为，中国人在那两次历史性机会错失之后，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便再也没有类似的机遇。历史的车轮便如此走到了今天。